厦门空管站技术保障部开展“安全大整顿”思想交流座谈会

依照基本法第124条和第125条而被视为联邦法的宪法施行前的法律也可以作为州法的审查依据。

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在法律生效之前，或者在法律实施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在未发生案件的情况下，可以由特定的领导人或者国家机关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

宪法解释的效力要高于法律，因此，宪法解释案的提案主体应当严于法律的提案主体。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12月4日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宪法与国家前途、人民命运息息相关。从政治理论上，近代以来奉行人民主权原理，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应当监督政府。因此，当事人在穷尽法律救济之后，只可以对法院裁判所选择适用的法律规范的合宪性提出审查请求，而不能对法院所审理的具体案件中的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纠纷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理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违宪，有权予以罢免。

尤其是在合宪性审查过程中，特别是在存在具体的宪法争议的案件中，需要依据宪法对法律文件的合宪性作出判断，必须对宪法规范的含义作出解释。所谓作为法律问题无法得以解决，或者在法律范畴之内无法得以解决，是指或者是存在宪法规范但缺乏将宪法规范具体化的法律规范，或者是存在将宪法规范具体化的法律规范但该法律规范是否与宪法规范相抵触存在疑义，如果直接适用存在疑义的法律规范去解决法律问题，该法律问题的处理结果必然同样存在疑义，在这两种情况下，如果不适用宪法规范就无法作出法规范上的判断。当然，我们亦不必高估高金素梅质询案的政治意义，这主要是台湾本土史观的内部争议，即便反日亦可以在单纯的台湾本土内部消化和定位，不等于就认同国民党的光复史观或大陆的九二共识。

台湾民主化不是经过激烈的政治斗争或暴力革命完成的，而是执政党主动自我革命及接受民主宪政框架，蒋经国在其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被誉为以专制结束专制的转型领导者。激活朝贡体系面临着中美不断升级的体系性竞争，台湾必然两相嫌怨，坐立不安，双向忠诚与独立私心矛盾夹杂，非其民主、民意、民力可予消解安顿。近代以来的人类革命区分为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与文化革命，一般认为英美式的以政治民主为中心的政治革命是节制的、保守的、改良的革命，建立了自由民主与文化传统的均衡互动结构，是良制美仪，但法俄式的以社会与文化为中心的革命则是激进、暴烈、虚妄和代价高昂的革命。不过，这一新南向经济战略可能面临严峻的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就是与大陆主导的一带一路战略撞车。

新朝贡论需要识别和体认这一复合化的主权逻辑，而不是简单超越主权逻辑，从而回到一国两制的建设性思路上来，才可能产生积极的理论成果和对策价值。急独对应的是大陆的武统，民进党不敢试水挑衅。

台湾转型正义早期的节制性特征未必是缺点，反而可能是对国民党主动民主化的历史功绩与政治作为的适度肯定。尽管李明辉先生对大陆新儒家、大陆政治及大陆转型复杂性的认识有所偏颇缺失，但其文化政治立场却是台湾成功的奥秘和台湾民主价值观的真正土壤。如今，李明辉式的良知学者及其所代表的中道温和立场日益边缘化，台湾在民主的骄傲、民粹的躁动与地缘政治变迁的误判中越走越远。这是台湾价值观和软实力的重要构成。

电话门只是一个偶然性的试探事件，特朗普美国必然是更不可靠的安全保护者，也因此，蔡英文政府原定的两岸关系冷对抗策略已经出现无法继续执行的困境，而施政纲领上承诺的一系列经济发展与民生福利事项又因两岸关系走冷而大打折扣，加之大陆等待未完成答卷的耐心濒临底线，以及对电话门事件高度警惕，未来蔡政府之内政外交困局只会进一步加深，暂时难以评估其解套方向与方式。绕开千年中国史并非易事，这不仅由于国民党在台统治进一步深植了中国传统文化与政治精神，还在于古代中国对台湾的治理与开发史已经确证了主体中国对台湾的文化主权与政治主权。第二，大陆处理港澳台问题的一国两制思维并非单纯的主权思维或朝贡思维，而是二者的规范性融合，但以主权思维为背景和前提，以朝贡思维为治权构造的具体原理，这种先后次序完全不同于石教授扁平化的两个面孔论。台湾民主化带来的文化台独、本土分离主义与民粹化造成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实质性障碍，已成为台湾社会撕裂、价值观混乱及民主异化的根源。

因此，我们如何透过转型正义的表象而认知其实质与后果，是研究当前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课题。无论是独自的台湾南向经济梦，还是加入美国的TPP梦，都是蔡英文政府对两岸经济关系的替代性战略选择。

但民进党基于其本土民粹主义底色和过分自私的政治利益计算，试图通过转型正义操作对国民党在政治上一剑封喉，固然不至于从组织上废除国民党及禁止其活动，但可以通过观念及法制操作而将其弱化及分解到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党状态。李明辉先生就是中华民国法统内高度认同传统文化和宪政民主价值的儒家学者，其文化担当和守护意识极其强烈，因而能够敏锐察觉到文化台独沉重的文化代价。

其六，在中美关系及其指涉的全球治理事务中，中国有足够的利益筹码换取美国的合作，台湾则必然处于边缘化地位。这种双面孔理论，一方面满足了民进党对其政治定位与国际身份的想象，另一方面亦回应了大陆对台湾之政治忠诚与归属的规范性期待。民主化为台独提供了组织和意识形态条件，却也埋下了多元分化和新族群裂变的隐患。大陆坚守，台湾消极以对，显示出在主权思维上的冲突。当然，从经验上讲，一个现代政治共同体的团结凝聚需要在承认个体自由和地区性治理体系之治理权的基础上不断生产出属于整个政治共同体的共同生活经验和历史命运休戚感，即不断生产出共同体宪政统一所依赖的政治公共性，从而不断激活更加丰厚的民族文化价值，巩固宪政统一。差别在于，大陆的一国两制是主权思维优先下的制度安排，而不是等量齐观、两张面孔式的松散架构。

特朗普美国不是台湾的新福音，而是台湾寻求美国安全保护上的经济灾难以及中美地缘及全球博弈的分水岭。随着转型正义从纲领向具体操作的展开，本土派内部之亲日精英派和原住民大众派会在日本殖民历史问题上产生重大分歧。

前期的平潭实验区，2016年王毅他们的宪法论述、十三五规划中的京台高铁方案以及中国与冈比亚、圣普的恢复建交，无不显示出大陆从政治、经济诸方面的思虑与策略。5·20之后，蔡英文总统设立的新南向事务办公室基本没有开会、提出具体规划及与各部门和企业对接，显示出这一战略的实施困难。

（二）新南向替代撞车一带一路 蔡英文就职演说与施政规划的一个重点是经济自主性的建构。两区只是对两岸政府治权状态的一种事实性描述，因为对于双方的宪法文本与宪法学理而言，无论是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还是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其代表中国人民所行使的宪法权力在法理上均及于中国全境而绝不限于台湾地区或大陆地区。

主权思维成为近代以来国家建构的主导性思维，无论是否实行立宪民主，在主权问题上则有着高度一致性。选举的全面胜利与民主巩固的价值观骄傲，可能形成一种特别的政治诱惑：可否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实现台独梦呢？在民进党及台湾新生代的政治意识中，国民党以一中宪法和九二共识为基础的两岸关系模式使台湾面临实质上的从属地位，不符合其理想中的台湾定位与前景。转型正义的非正义化是台湾民主化隐藏的一个消极性因素日益发酵的结果，即台湾的族群政治未能完成有效的文化与制度整合，而是在本土主义民主运动刺激下日益加重分裂和对峙，最终造成对国民党之外省身份的绝不妥协与清算到底。第二，台湾原住民在历史上遭遇过日本殖民统治和国民党威权统治，有着去中、反日的双重体验和诉求，民进党试图在历史课纲与转型正义操作上偏重去中，淡化反日甚至美化殖民历史，必然遭受反日派及其后裔的政治反弹。

在政治台独无法一步到位的条件下，文化台独似乎成了台湾内外约束条件下的理性选择。如果说WTO是经济上的联合国，TPP就相当于经济上的北约。

在国民党式微及穷尽主权思维而无解的情势下，石教授的这一新朝贡论可谓别具一格，开辟了两岸关系论述更新的全新的开阔地。这种体制性伤害不能简单通过执政党的主动民主化而加以完全豁免。

然而，这种替代可能无法完全实现，可能遭遇台商与台资的经济抵制，可能打乱台湾经济的转型进程和方向感，可能损害台湾民众的经济福祉和生活理想。总之，蔡英文当选固然体现了台湾民主的巩固效果，增加了民主政治的魅力光环，但选举只是民主的一个环节，过程化治理才是考验民主智慧与政治家心智的实质性场域。

为制衡台独取向及为两岸关系寻求新思维，台湾著名学者石之瑜教授近日在《联合早报》发文提出新朝贡论，希望以朝贡思维突破主权思维，开辟两岸新局。其二，转型正义措施是否维持了民主政治公平竞争所必要的政党结构与多元性。另一边是面向中国大陆的朝贡义务国形象。客观而言，国民党在台半个多世纪已经基本融入了台湾政治与社会，其外省身份与台湾身份出现了竞合性认同，而且国民党对台湾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有无可否定的历史性功绩。

这不仅是因为蔡英文女士成为了中华民国首任民选女总统，更因为民进党取得了全面执政权，从地方政权到中央机构一线飘绿形成对国民党的绝对政治优势。高金素梅完全从民间立场提出还原大豹社事件真相，将泰雅族反日运动纳入转型正义。

这种政治操作下的文化管制和蜕变，其结果就是台湾文化的自我失忆和自我单调化，台湾社会将更加撕裂，文化战争将愈发剑张弩拔，民主政治据以成立和运行的共同价值观及文化秩序前提将日益遭到激进政治的侵蚀。但是，民主政体也需要过日子，也需要经济战略，否则企业家和老百姓也都会骂娘，甚至用脚投票。

民进党至少在政治团结、社会动员与民生论述上相对优越于国民党。民主内含和平、和解与相互承认的规范性因素。